环责险强制推进,企业的环境污染责任风险及其转移

  来源:中国保险报·中保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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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宏涛 衣红蕾

  保护自然环境越来越受到各方的重视,相关强制性责任保险正在制订过程中。环保部联合保监会就《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
简称《办法》)征求意见,要求环境高风险企业必须投保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以下简称“环责险”),保险公司无正当理由不得拒保或拖延承保,一旦发生保险合同约定范围内的责任事故,保险公司须限制核定,履行赔偿保险金义务。

  “走出去”企业面临环境污染责任风险

  推进不断升级

  近年来,随着海外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和海外投资实践的不断发展,我国走出去企业正面临着不同于传统投资风险的非商业性潜在风险——环境污染责任风险。国际标准化组织ISO26000《社会责任指南》标准规定,环境责任是人类生存和繁荣的前提条件,是组织社会责任的重要方面。这意味环境责任是走出去企业必须坚持履行的社会责任,而环境污染事故频发所导致的环境责任风险也已成为桎梏海外投资发展的隐形壁垒。环境污染责任风险,是指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对企业所在地的生态环境造成污染和破坏,由此遭受的直接损失和所需承担的法律责任。具有赔付责任重、损害持续时间长的特点。跨国投资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引起全球社会的关注,究其根本,是海外投资的地区和行业分布特征造成了环境污染责任风险的高发性。具体到我国,走出去企业所面临环境挑战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环责险是指以从事环境高风险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事业单位或其他生产经营者因其污染环境导致损害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为标的的强制性保险,为一年期保险。

  其一,行业本身具有高污染性。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行业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2017中国企业海外可持续发展报告》显示,486家样本企业中投资第二产业的占75%,其中又以能源、矿业、制造、基建等高污染行业为主。其二,东道国的生态环境问题突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大部分为发展中国家。历史成因使得环境问题由来已久,加之缺乏有效的生态环境监督和保护机制,导致我国走出去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所面临的环境风险更为巨大。其三,政治因素夸大环境污染的影响。部分企业造成环境污染事故,由于事后处理与赔偿不及时,易被政治势力利用,制造“中国威胁论”、“中国污染转移论”等舆论,事故影响发酵之下,我国企业往往会面临非常严苛的惩罚和不利后果。

  依据《办法》,从事环境高风险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应当投保环责险,一旦发生保险合同约定的环境污染风险事故,环责险将对第三者人身财产损害、生态环境损害、应急处置费用等进行偿付。受害者应当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届满后三年内向环境高风险企业提起环境损害赔偿请求。

  现阶段,我国正处于海外投资的快速扩张期,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引导下,大批企业走出国门,布局全球市场。然而,环境污染事故的频发也使得我国走出去企业遭受严重损失。实践中,企业因环境问题所承担的风险可分为直接风险与间接风险两种形态。

  据了解,自2006年国务院出台《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开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至今已经11年。11年内,国务院接连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等文件,明确要求推进试点工作。

  环境污染责任风险的两种表现形态

  同时,环保部和保监会于2007年联合印发的《关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正式启动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政策试点;2013年,再次印发《关于开展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在全国21个省全面展开了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工作。

  实践中,企业因环境污染问题所承担的风险可分为直接风险与间接风险两种形态。

  事实上,与环境污染相关的商业责任保险已在国内大部分省份开展试点,覆盖涉及重金属、石化、危险化学品、危险废物处置等行业,保险公司已累计为企业提供
超过1300亿元的风险保障金。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投保环责险企业1.44万家次,保费2.84亿元;保险公司共提供风险保障金263.73
亿元,与保费相比,相当于投保企业的风险保障能力扩大近93倍。参与试点的保险产品从初期的4个发展到目前的20余个,国内各主要保险公司都加入了试点工
作。

  (一)直接风险

  成防污监督者

  一方面,企业面临政府规制风险。当东道国政府认定已经发生的环境污染事故严重影响当地生态环境和居民生存时,企业会被采取强制措施暂停生产,所造成达产延误必然给企业带来直接的经济损失。2011年9月,已经开工近两年、总投资约为36亿美元的缅甸密松大坝项目因当地民众和非政府组织的抗议而被迫叫停,项目半途而废,给中方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至今复工无望。2014年3月,中国在秘鲁最大的投资项目——特罗莫克铜矿项目也因环境问题被当地政府叫停。此时距离秘鲁项目正式建成投产仅仅三个月时间,高达3亿元的诉讼赔偿诉求和延产造成的收益减损,其损失程度不可不谓之巨大。

  《办法》中对保险公司在承保前后的责任做出了明确要求,保险公司在承保前就应当开展环境风险排查,
掌握企业的环境风险水平;保险公司承保期间,应为投保企业进行“环保体检”,即排查环境风险,充分发挥保险制度的风险预防功能。不难看出,环责险是从源头
上预防污染事故的发生,帮助企业实现由“污染末端治理”向“污染全过程控制”的转变。

  另一方面,企业面临环境诉讼风险。由于国际投资条约赋予了缔约国制定环境规制的权力,投资企业要受到东道国根据国际法所制定的相关环境法规的约束。环境污染事故一旦受到东道国的法律判决,企业除支付环境污染修复费用外,还需支付高额罚款与赔偿款。例如,首钢集团在秘鲁的Hierro铁矿,经营20年里因违反当地环保法规先后受到过四次巨额罚款。美国雪佛龙公司也曾因环境污染被投资地厄瓜多尔开出高达95亿美元的罚单。除此之外,由于跨国诉讼时间长,成本高,企业一旦进入司法程序,所需支出的诉讼费用同样不菲。诉讼过程中的前期调查、因果关系证明都涉及高新科技知识和方法的综合运用,其所需费用往往数目巨大。并且,许多国家为鼓励环境公益诉讼,对律师费的承担有着特殊规定,例如,美国《水污染控制法》、《海洋保护法》、《清洁空气法》中均规定了作为败诉方的污染者需要承担胜诉原告的律师费。

  环责险之所以能够发挥“防污监督者”的功能,很大
一部分在于其商业保险的性质。商业保险作为市场化的风险管理和经济补偿手段,能够加强企业内部风险管理、全面提高企业污染防治能力。此外,发达国家的实践
同样证明了,商业保险已经成为解决环境损害赔偿问题的有效经济手段和主要方式之一。早在1988年,美国就成立了专门的环境保护保险公司,承保被保险人渐
发、突发和意外的污染事故及第三者责任。

  (二)间接风险

  对于保险公司如何发现应对风险,一位保险公司负责环责险的从业人员表示,保险公司在承保环责险
前都要进行风险评估,对投保企业进行了解和调查,目的是评估污染的风险,并对其提供风险教育及管理手段,一旦发现漏洞,会要求企业整改;如果企业风险太
大,保险公司会直接放弃承保,只有企业履行了保险公司的整改意见,才能签署保单或者续保,这也是在运用保险这一市场手段来监督排污致染的企业或个人的方
法。

  走出去企业因环境污染所面临的间接风险,不体现于直接的、具体的财产损失,而是对本企业乃至国家在东道国投资部署和海外声誉产生不利影响,间接损害我国走出去企业的长远发展。中国海外投资已经历过诸多此类事故,2010年中国投资建成的苏丹麦洛维水电站大坝在当地环境影响评估不合格,导致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水电受到多方指责,在这种舆论影响下,此后多年中国企业在世界修建水电站的行为都被认为缺乏社会与环境成本考虑。

  诸多难题仍待解

  环境污染责任风险的控制与转移

  商业环境责任保险试点在启动的十年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存在的问题也日益凸显,从市场反馈来看,
污染企业投保环境责任保险积极性并不高。环境保护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政策部主任、高级工程师沈晓悦在近日发表于《环境保护》上的文章中指出,环境责
任保险仍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同时,保险责任范围较窄、理赔案件少、赔付率过低、配套技术与服务保障体系滞后也成为问题。

  “一带一路”战略客观上对我国走出去企业的海外投资风险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之目前我国缺乏全面的海外投资环境政策指引和规范,面对紧迫的环境污染责任风险,如何有效控制风险、在风险发生后如何转移风险变得尤为重要。

  有专家表示,
目前,环境责任保险年度保费收入刚刚突破3亿元大关,相对于我国逾3万亿元的保费规模来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与美国环责险每年高达40亿美元的保费相
比,中国环责险的保费收入更显微不足道。对于这些问题,沈晓悦表示,应明确强制投保范围,培育和建立企业环境风险管理、环境污染损害鉴定与评估等相关技术
能力和支撑,探索建立和开展第三方企业环境风险管理及服务体系。未来,应加强对将渐进性污染、生态环境损害等纳入保险这类重大问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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